悬鱼太守羊续是今新泰市羊流镇人。
羊续（142～189），字兴祖，东汉泰山平阳（今新泰市羊流镇）人。他是东汉地方官员，以清廉著称，有悬鱼太守之称。羊续是东汉末年的一名地方官员，出生在泰山平阳县（今新泰市羊流镇）。
他以清廉、正直、勤政和为民***的形象闻名于世，被后人称为悬鱼太守，羊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备了高尚的品质和深厚的学识。成年后，他开始在地方担任官职，历任南阳太守、河南尹等职。在每个职位上，他都以清廉、公正、勤政著称，深受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在他担任南阳太守期间，有一次他的下属送给他一条鲤鱼，他知道这是下属想利用他职务之便向他行贿。于是，他把这条鱼悬挂在屋外，以示自己不受贿赂的决心。从此，悬鱼太守的美名传遍了全国。
羊续的人物特点：
1、羊续以清正廉洁著称
他担任南阳太守时，正值荒年，人民生活困苦，缺衣少食。羊续便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身边只有一个老仆人照料他的生活。
同时，他坚决反对***，对违法者严惩不贷。在他任职期间，他曾查出属下官员的***行为并予以严惩，使南阳郡的政治风气变得清廉明正。因此，羊续被百姓尊称为悬鱼太守，赞扬他的清正廉洁。
2、羊续有卓越的治理才能
他注重调查研究，体恤民情，以人民利益为重。在担任南阳太守期间，他积极组织百姓进行生产自救，稳定粮价，改善民生。同时，他还重视教育，修建学堂，培养人才。这些举措使南阳郡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稳定发展，受到了百姓的广泛赞誉。
3、羊续忠诚勇敢
在黄巾起义期间，他积极响应朝廷号召，与朱儁、邓鸿等人率军作战，立下大功。后来，汉灵帝驾崩后，他与中常侍吕强等拥立皇子刘辩即位。
又得到大将军袁绍之助，搏斗中常侍蹇硕拥立皇子刘协的图谋，并听从袁绍之言，博征智谋之士，内借元舅之资，外据辅政之权，独揽朝中大权。然而，他不纳曹操和陈琳的劝谏，阴结董卓来谋诛宦竖，最终失败被。
1)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骂皇帝荒*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为***官场所不容的刚直不阿的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
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其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的高风亮节，在明朝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任了将近四年的县学教谕，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四十六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此事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一厘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名为《治安疏》(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著名奏章。海瑞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他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民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其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有100多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10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成立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江南***云集的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第三个、也是其唯一的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子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十五年后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海瑞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真正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的是江南的黎民百姓。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船走了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一百里！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
(2)包公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积淀了民间社会对法律的理解和情感，学者徐忠明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一书通过追溯包公故事的叙述史来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考量底层百姓的清官信仰与法律想象，对于现代法治文化的构建发挥着积极作用。包公故事在近年来兴起的“戏说历史”的热潮中，被粗制滥造的电视剧
再加工、再破坏。这种商业化的文化垃圾无疑是对民间记忆的一种破坏，而在泛滥于各种媒体的时评中，“法治”这个词也日益被庸俗化，“青天情结”被打上“人治”的标签，而成为一种禁忌。这种精英立场与底层百姓的价值选择明显发生冲突。底层百姓在遇到冤屈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体制内解决。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个人的不公正对待则是火烧火燎、如置身于倒悬之中。在封建专制背景下，包公既要维护皇权，又要伸张正义，所以，他极力谋求天道、民意和法律的协调。可见，包公故事不仅是一种文学叙事，更是一种法律叙事，体现着传统中国人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法律心态和法律情感。
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总是从具体的生活境遇展开的。他们对法律智识人士的信赖并不建立在理论思维和学术逻辑上面，而是看这些运作司法权力的人能否将民间的情理纳入政治权力的认同视野中。包公故事之所以深入民心，是因为它不是用法言法语汇集的法律智慧大全，而是它蕴含了民间对法律的想象、诉求和意义分析。公平和正义是一个体验性很强的东西，难以格式化、标准化。秋菊所寻求的那个“说法”，只有她自己才能清楚。学者苏力发现专业化极强的司法在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相遇后，法律修辞不得不屈从于习惯和民众的感受。基层***在工作报告中可以完全按照上级***的口吻说话，可是，在实际司法运作中，基层法官必须掌握充分的乡土生活经验，并且将之与国家权力意求有机结合，才能够“摆平”***冲突。包公司法成功的关键也在于此。虽然中国古代法律作为一种***法律与现代法律模型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同样都是国家法，出自统治阶级，出自精英知识分子。制度安排下的“意义网络”与百姓法律心态之间的冲突不言而喻。在“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的乡土社会，有着不同的习惯法知识系统，但是，在包公崇拜上却出奇地一致。包公故事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沉淀在传统文化之间。虽然版本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剧种区调不同，但是人们对清廉官吏为民惩恶扬善的理想却是共同的。
传统中国人把阻却通往正义的道路的障碍归结于贪官身上，这似乎是一种浅见。近年来清官文化的批判者恨不得把清官描绘成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因为正是他们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清廉如水才延续了封建专制的寿命。这种荒谬的说法是不堪一击的，它不仅否定了人在现实环境里的真实要求，而且也无形中陷入了“制度万能”和历史幻想的误区。钱穆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所以，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眼光考察历史，轻易地否认每一种制度、每个人的选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合理性都是非理性的。从《宋史·包拯传》到戏曲***野史笔记，包公故事被民间话语不断地改写，这里面隐含着民间向司法权力发言的一种精神需要。在官府的话语霸权面前，小民百姓的声音被大大遏制。他们本不愿动官，但被逼无奈时便跑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在希求得到司法救济的同时，又心怀对贪官污吏、官官相护、葫芦僧断判葫芦案的恐惧，司法的不确定性给百姓造成心理上的无所适从，而包公则成为一个心理安全阀。平民百姓在包公故事的叙述中获得了对公平正义的想象性满足，虽然包公作为帝国政治秩序和立法秩序的忠实维护者，其在民本关怀上的努力是有限的。包公的魅力在于修补和变通中赋予法律文本以生命和力量。培根在《论司法》中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包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的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清廉如水，更在于他能够明察秋毫、用法律来解决世俗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既是个清官，又是个能法之士。包公故事中对刑讯和酷刑大加渲染，喝堂威、惊堂木、刑杖、夹棍等所制造的森严气氛，不能不说是叙述者在特定心理情势下的一种工具化演绎。艺术化作品与官方正史、档案文牍所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真实”。包公故事所负载的是一种理解的真实。底层百姓对法律的阅读、理解和接受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常常被遮蔽和忽略，因为他们难以成为法律的内在参与者。按照法家的观点，民众只是被治理和控制的对象而已。“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韩非子》）在包公故事的流变中，民间的叙述者扮演了虚拟的司法官的角色，所谓的“包公”断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间的司法想象。所以，我们不必在法律技术上对包公戏有过多的苛求。
《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提出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历史叙事、自我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历史叙事中，包公是维护王道政治的“劲正之臣”，在司法中则是一副刚毅正直的威猛形象，其断案智慧主要表现在对案犯心理的深刻体察、对证据获取的谲诈，以及对法律与人情的双重考量上面。包公的自我叙事则是通过奏议谏稿体现出来的竭忠于君、施爱于民的为官之道，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标是“仰合天道，俯顺人情”。在文学叙事中，他是关公一样的象征性人物，寄托着草根社会的爱憎。随着文化权力的下移，无论是瓦舍勾栏里的宋代话本还是元代杂剧、明代***戏曲，都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平民百姓对听讼断狱的兴趣。徐忠明因此而怀疑法学界所坚持的中国古人“厌讼”的论断。公案加侠义的叙述模式蕴含着一种批判精神。包公代表的是官方权力，而侠则代表着体制外的一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无疑是一剂猛药，在官场黑暗、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对正义无比饥渴的人们只好用这种强烈的方式来凸现这种意愿。让武艺高超的侠客为清官充当手下办差官，可以理解为边缘权力向正统权力的靠拢，这正是包公得神来之助的一个例证。民间对包公的神化近乎登峰造极，诸如“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等等。正义愈匮乏，弱者越是需要心理补偿，越是想入非非，他们企盼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实现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不难理解包公故事中的夸张成分。
有学者断言：“法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理想的统治方式，它只是人类在寻求秩序过程中反复权衡的一个结果。”（谢晖《象牙塔上放哨》）包公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功利行动，是实用智慧和世俗聪明的集聚。道德完美、品格高尚而且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青天大老爷”不过是弱者的幻想而已。包公崇拜与法律信仰相去甚远。从包公故事中探求现代法治精神显然是可笑的。在包公的断狱中，法律对话的成分很少，更多的是一种罪与罚的因果报应，包公不过是一个催动者、落实者、制裁者而已，所谓“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徐忠明认为：“作为法律故事的民间话语，庶民百姓强调‘报应不爽’，乃是感于帝国法律不能真正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境界。换句话说，不仅仅豪势要每每凭挟‘特权’超越法律之上，而且由于帝国官僚的***和昏聩，致使违法作恶之人往往成为‘漏网之鱼’。”说来说去，包公故事的不断***与改写源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由此可见，包公故事的终结是回归常识和理性的标志。靠“黑脸”来摧折权贵、靠“青天”来为民作主，是极其微弱和迷茫的。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下，连清官自身的存在本身都是一个问题。细民百姓心中的“好人一生平安”的祈祷并不能产生一个清官生长机制。
1、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
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2、生活在朝政很***、贿赂公行时代的包拯，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也不能为他所容。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因拖欠官府小麦，折合一百多万钱，借贷无着，只有变卖家产，以偿债务。这时，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上奏仁宗，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贬为滁州知州。
新任三司使宋祁，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那时名声就不好，他终日游宴，生活异常豪奢。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被贬为郑州知州。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深感需要由一个能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
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可是，“命下之日，外议喧然”，许多大臣都不理解，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欧阳修，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是“罚已重矣，又贪其富”，做得太过分了。
然而，包拯并未因此退却，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且一改旧制，使“民得无扰”，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后官拜枢密副使，再迁礼部侍郎，但辞而不受。
包拯为人，“天姿峭直”，从不会装出一副***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亲党，所有故旧、亲朋的请托，都被他一概拒绝。
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虽贵为朝廷重臣，“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曾作遗嘱道：“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如不遵守我的遗训，就不能算我的子孙。”
3、1042年，包拯在端州3年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端州的砚工心里过意不去，为了对包拯表示感谢，精制了一方端砚，嘱咐包拯的书童收好，待回到京师再送给包拯。谁知，包拯乘船出羚羊峡，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电闪雷鸣，暴雨从天而降，乘船万分危险。
包公心想，难道船中有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触犯了神明？他把随行的人叫来查问，方知晓事情始末。包拯接过端砚，深深向端州方向拜谢，随手将端砚抛到江中，并说：“包某绝不带走端州百姓的一石一物。”霎时，风停雨收、天清气朗。
不久，百姓发现，包公掷砚处隆起了一块陆洲，便起名为“砚洲”。后来，人们在端州的城楼门口刻上“星岩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的对联，颂扬包公的清廉。
4、包拯当监察官只有5年半，却弹劾贪官污吏60余人，平均每年10多人，可谓不遗余力。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罪行的事迹，被后世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早期包公戏《陈州放粮》。
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弹劾宰相宋庠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他六弹“国丈”，硬生生把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
宋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四大要职。此举 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
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次弹劾。但宋仁宗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包拯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时，包拯一激动，站在宋仁宗面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皇帝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宋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宋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
5、1043年，包拯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11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包拯眼睛亮，明察秋毫；耳朵灵，无所不知。
上至皇帝，下至百官，谁做了危害国家黎民的事情，包拯都能访闻到，或进谏或弹劾，绝不放过。最著名的莫过于弹劾大贪官王逵，史称“七弹王逵”。
王逵，进士出身，为官贪虐，民愤颇大，但其善于结交朝中权贵，屡贬屡任甚至不断擢升。此人在任湖南转运使时即刻剥百姓，“酷法诛求财利”，致使“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者无数”。在大臣的弹劾下，王逵被贬为池州知州。
王逵到池州不久，又先后被起用为福州知州、扬州知州，又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到任后，依然“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包拯再次上章弹劾。宋仁宗接到弹劾后，将此事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处理。提刑司与转运使为并列同僚，难以办理，包拯得知后又上章弹劾王逵。
王逵兼任提刑司一职后，为打击自认为的告发者，“追捕平民数百人”。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弹劾下，王逵未能留任，但平移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河东路转运使。在此两任上，王逵因“所为恣横，愈甚于前”，一度降任福州知州。
在此任上，王逵更是贪赃枉法。被弹劾后，他改任光州知州，后又升为徐州知州、淮南路转运使。包拯遂第四次上奏弹劾王逵，但未被理会。包拯又连上三道奏折，继续弹劾，但王逵仍然顺利地升任为淮南路转运使。
王逵罪恶昭彰，残害正直人士，手段极为恶劣，朝廷居然听之任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包拯极其愤怒，连章弹奏王逵，且双管齐下，矛头直指皇帝：“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示警于后哉？”
朝廷见包公连续弹劾王逵且理直气壮，再包庇重用下去将会引起朝野公愤，不得不忍心割爱，终于将王逵这个十恶不赦的贪官酷吏罢官免职。
我想下面的事例因该对你有帮助：1.陆贽上书“防微杜渐” 唐朝宰相陆贽廉洁守法，别人送他的礼物都拒不接受。唐德宗看到他这样“苛求”自己，觉得有点过分，就劝他说：“卿清慎太过，诸送馈，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听后上书“防微杜渐”，文曰：“贿道一开，展转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壁。”陆贽贵为宰相，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收受鞭靴自是小事一桩，然而他却认为，小礼不禁，大礼必到。拒贿就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在难能可贵。 2. 苏轼讲寓言婉辞厚礼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京做过大官。一日，其乡友带上厚礼想求他帮忙谋个一官半职，并说：“如您不便，劳令弟之驾也行。”乡情不便明伤，苏轼便先给来客讲了一则“寓言”。大意是：某人穷极盗墓，数掘无获，便想去掘伯夷、叔齐之墓，只听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何以如尔愿?”盗墓人丧气地说：“那我就挖开叔齐之墓，碰碰运气吧!”伯夷又说：“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就更帮不上忙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俩都无法帮忙啊!乡友悟知求官无望，只好知趣地带上礼物走了。 3. 司马光高悬廉政条幅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入朝做了大官以后，很厌烦官场中公私不分、拉拉扯扯的现象，便写了一帧巨大条幅挂在客厅里，条幅写道：“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中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渝，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人，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作为当朝宰相，在宋代那“尚名好贪”的官场风气里，挂起这样气势逼人的条幅，以示自己做事光明正大，不徇私情，的确令人佩服。 4. 于谦“两袖清风朝天去” 以一首《石灰吟》名垂千古的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曾任兵部尚书和巡抚等要职多年，向来以刚正清廉闻名朝野。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多有人携带名贵土特产向权臣国戚送礼，而他却每次都是两手''空空，不凭关系，只凭政绩。从僚有人劝他随风入俗，明哲保身，他不但谢绝了从僚的好意，还令家人挂出一块牌子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便由此而来。 5. 吴纳金盒题诗拒贿赂 明代诗人吴纳出任监察御史，受命到贵州考察“三司”吏治。返京途中，已走入四川境内，后面追来一位骑士，说是奉贵州三司之命向大人献上黄金百两。吴纳一边戏说“姓吴名纳”就是“无纳”之意，一边取笔墨在礼盒上题涛一首，以示拒受。诗云：“萧萧行李东向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骑士只好将原物并诗带回复命。 6. 于成龙严词通报行贿官 清代名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他刚刚晋升为直隶巡抚，许多趋炎附势之徒便想送礼贿赂他，于成龙都一一拒绝。×××县令因循陋规，在中秋节前夕，向他送上一份厚礼。于成龙大为恼火，严词拒收，并且还特地颁发了《严禁馈送檄》，通报了×××县令送礼的丑事，并明令所属官吏今后如发现逢年过节私相送礼，决不宽恕。
适合小孩听的清廉故事如下：
1、包拯的故事：包拯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官员，他以清廉、正直、刚毅的形象著称。他曾在多地担任知府，无论在何处，他都保持着清廉的形象，深受百姓的爱戴。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多次拒绝他人的贿赂，坚决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只有保持清廉，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2、海瑞的故事：海瑞是明朝时期的著名官员，他以清廉、正直、刚毅的形象著称。他曾在多地担任知府，无论在何处，他都保持着清廉的形象。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多次拒绝他人的贿赂，坚决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只有保持清廉，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3、于成龙的故事：于成龙是清朝时期的著名官员，他以清廉、正直、刚毅的形象著称。他曾在多地担任知府，无论在何处，他都保持着清廉的形象。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多次拒绝他人的贿赂，坚决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清廉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只有保持清廉，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清廉故事的启示：
1、坚守原则，保持清廉：从包拯、海瑞和于成龙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守原则，保持清廉。他们不仅拒绝了他人的贿赂，而且坚决不***，始终秉持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这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妥协和放弃。我们也要保持清廉，不贪图小利，不受他人的诱惑和干扰。
2、刚毅坚定，不畏强权：包拯、海瑞和于成龙在面对权贵时，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挑战权威，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这启示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刚毅坚定的态度，不轻易退缩和屈服。我们也要勇于挑战不公和不义，维护公正和公平。
3、为民服务，赢得尊重：包拯、海瑞和于成龙都是以清廉、正直、刚毅的形象著称的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都致力于为百姓服务，为民除害，维护公正和公平。这启示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应该秉持为民服务的理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我们也应该关注社会公正和公平，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包拯是北宋时期的人物。
包拯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在为官期间公正廉洁，不偏不倚，大公无私，深得百姓爱戴，后人甚至称赞他为“魁星转世”。包拯字希仁，又叫包青天，为人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惧强权，是清正官员中的杰出代表，北宋时期名臣。
包青天的人物形象
包拯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少年时候便勤学善思，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立志做一个好官。包拯以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著称，因此被世人赞誉为“包青天”。包拯为人正直清廉，这种性格在御史台工作非常合适，因为御史台的本职就是纠察、弹劾、整肃纲纪。
虽然历史上素来贪官众多，可是钢铁直男一般的清廉之臣也是有的，比较出名的有于成龙、包拯、于谦、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杨震、晏子等，都是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忠诚清廉之士，堪称官场的千古楷模。
晏子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上大夫，也叫晏婴，他是一个比较注重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民树立榜样的好官，而且他为人十分聪明能言善辩，外交能力很强，曾经是我国小学的教科书人物。晏子对内对外都很有一套，他在***国君的同时出使国外也从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威严让别的国家不敢轻看。此外他在个人生活上也十分节俭，对待百姓和官员谦恭有礼，办事的时候更是秉公无私、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还把自己有限的俸禄拿出来分给亲戚朋友和底层百姓。
杨震杨震是东汉时的一代名臣，曾经官至东莱太守、荆州刺史等职位。他为官也是十分清廉正直的，从不收受任何人的好处，其他的就不说了，就单说他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也流传甚广的典故。有一次他路过昌邑县，当时昌邑县令王密是他推举进入官场的，跟他的关系不错。
只留清名在人间王密听说杨震来了之后就来看望他，晚上又悄悄带了10斤黄金来送给杨震，杨震就心痛地对王密说；?我以为我很了解你，可你为什么也不了解我呢？?王密劝他说：?现在都这么晚了，不会有人知道的，你就收下我这点心意吧。?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举头三尺还有神明，怎么不会有人知道呢？?杨震的义正言辞令王密非常惭愧，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杨震的后代跟着他也生活十分简朴，出行都是步行没有马车坐，朋友劝他为子孙后代谋一些***田产，杨震却说：?让后世人都知道他们有个清官祖先，不是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