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后世称他黄山谷，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书法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为宰相，实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在"宋四书家"中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今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忠惠"。蔡襄为人忠厚、正真，讲究信义，学识渊博。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被李希烈。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扩展资料
1、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峻，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
欧阳询早年学习王羲之的书体，传说他曾以重金购得王羲之教子习字用的《指归图》，日夜揣摹、刻苦钻研。
还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3天，可见欧阳询对书法爱好之深。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形成“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欧体”(也称“率更体”)。
唐朝欧阳询：其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世称“唐人楷书第一”，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
2、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
其书初学“草圣”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
唐朝颜真卿(颜体) ：其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世称“颜体”，代表作《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
3、柳公权，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后世以「颜筋柳骨」并称他们，成为历代书法的楷模。他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
唐朝柳公权(柳体) ：其楷书清健遒劲，结体严谨，笔法精妙，笔力挺拔，世称“柳体”，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4、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
他是赵宋一个没落贵族，后来与元朝合作。赵孟頫等二十余人是至1287年（元二十四年）第一批被征召，其后，屡次征召江南士大夫，也有通过赵孟頫而求得利禄职位的。赵孟頫受到元代皇帝的宠爱，“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官至翰林学士，艺术上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
元朝赵孟頫：其楷书圆润清秀，端正严谨，又不失行书之飘逸娟秀，世称“赵体”，代表作《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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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特点：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人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由他23岁写的《小楷欧阳修《秋声赋》和30岁写的《小楷范质诗》推知，板桥早年学书从欧阳询人手。其字体工整秀劲，但略显拘谨：这与当时书坛盛行匀整秀媚的馆阁体，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字体有关。
对此，郑板桥曾说：“蝇头小楷太匀停，长恐工书损性灵。”在他40岁中进士以后就很少再写了。郑板桥书法最被称道的是“六分半书”，即以“汉八分”（隶书的一种）杂人楷、行、草而独创一格的“板桥体”。
题画诗在他笔下，除了在内容上有思想性，抒情性以外，在形式上还更具有艺术性、趣味性。题画诗能充分体现“书画同源”“用笔同法”的艺术趣味，而传统画家的题款跋文，大多题于画的空白处，与画面起平衡作用。
画的成就：
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敢于把这一切都糅进他的作品中。郑板桥的题画诗已摆脱传统单纯的以诗就画或以画就诗的窠臼，他每画必题以诗，有题必佳，达到“画状画之像”“诗发难画之意”，诗画映照，无限拓展画面的广度，郑板桥的题画诗是关注现实生活的。
扩展资料：
为官成就
郑板桥情系百姓，与民同忧。乾隆六年（1741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不坐轿子，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
参考资料：
王 冕
王冕（1287-1359）元代著名画家、诗人，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放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放牛，家贫，但好学如痴，读书不倦。常晚至寺院长明灯下读书，学识渐深。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当时会稽一个读书人韩性，韩收他为学生，教他读书、画画。王冕青年时期曾一度热衷于功名，但考进士屡试不中，于是他满怀愤郁，烧毁了文章，流浪江湖，永绝士途。他曾到过杭州、金陵，又渡长江，过淮……
夏圭
夏圭作品 夏圭，字禹玉， 活动於西元 1180~1230 年前后， 浙江钱塘人。擅长画山水、人物，只随手画画，奇特突出。山水构图喜欢大胆剪裁，突破全景而仅画半边之景，时人称为「夏半边」。善长卷铺陈。其作品有《溪山无尽图卷》、《溪山清远》、《松溪泛艇图》、…等。作品中画面空白的部分比马远更多，更有辽阔平远的气势。 ……
蓝瑛
蓝瑛作品 蓝瑛（1585-1664），一作（1585-约1666）明代杰出画家。字田叔，号蝶叟，晚号石头陀、山公、万篆阿主者、西湖研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浙派后期代表画家之一。工书善画，长于山水、花鸟、梅竹，尤以山水著名。其山水法宗宋元，又能自成一家。画***沈沈周，落笔秀润，临摹唐、宋、元诸家，师黄公望尤为致力。晚年 笔力蓊苍劲，气象峻 ，有人许其与文征明、沈周并重。其作品有：《渔乐图》，仿梅花道人，……
徐渭
徐渭作品 徐渭字文清，号天池山人，又有田丹水、天池生、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晚年号青藤道士，或署名田水月。 徐渭中年以后开始学画，擅长画花鸟，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写意，气势纵横奔放。特长於水墨大写意花卉，工画残菊败荷，皆古朴淡雅，别有风致。现藏南京博物院《杂花院》，全画有牡丹、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等 13 种。情意所至，气势豪放。发挥了高度的艺术……
仇英
仇英作品 仇英（约1509-1551）明代杰出画家。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长期住苏州。初为漆工，后改学画，师周臣。以卖画为生，精于摹古，不拘一家一派。粉图黄纸，落笔乱真。善画人物、鸟兽、山水、楼观、舟车之类，皆秀雅鲜丽。他以广泛的题材和工整细丽的风格，适应当时地主富商的需要。尤擅长人物画，创历史风俗的新格。画风流丽纤巧，为当代人物画的师范。画山水，喜设大青绿色，用笔萧疏，意境简远，工巧入神。他临摹的古画……
唐寅
唐寅作品 晋昌唐寅 伯虎 子畏 六如居士 明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举应天解元.后应进士试,因科场案而被革黜。赋性疏朗,任逸不羁。尝镌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晚好佛氏,治圃舍於桃花坞，曰桃花盦,日饮其中。其学务穷研造化，於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奇趣时发，或寄於画。画法沉郁，风骨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巘，洒洒不穷。信士流之雅作，绘事之妙诣。其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自……
倪瓒
倪瓒（1301--1374），江苏无锡人。初名廷，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氏等。家豪富。元末卖去家产，浪迹江湖。平生好学，工诗、书、画。其水墨山水，宗董源，兼学荆、关，作品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景色，意境简率荒寒。他的画风对明清文人山水画有较大影响，与王蒙、黄公望、吴镇并列“元季四大家”。书风简淡清逸，有《淡室诗》、《自书诗稿》等多种书迹存世。 ……
燕文贵
燕文贵 北宋画家。文贵－作贵，吴兴（今属浙江）人。擅画山水、屋木、人物。太宗（***6－9***）时游汴京（今河南开封），于天门道上卖画，为待诏高益所见，荐画相国寺壁，遂入图画院（一说大中祥符（1008－1016）初补图画院祗侯）。所作山水，极富变化，人称“燕家景致”。相传其曾绘《七夕夜市图》，摹写汴京繁华景象，颇为精备。又有《舶船渡海像》，大不盈尺，而具樯、帆、槔、橹及舟人指呼奋踊之状，风波浩荡，岛屿相望，有咫尺……
黄公望
黄公望 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工书法，通音律，精山水画。首创浅绛山水，自成一家，后世尊为南宗画坛圭臬。与吴镇、倪瓒、王蒙合称为“元四家”，在中国绘画史上有深远影响。《富春山居图》为其代表作。 ……
范中立
范中立作品 北宋画家。字仲立，因性情宽和，人称为“范宽”，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常往来汴京、洛阳，天圣（1023－1032）中尚在。山水初学李成，继法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因移居终南山、太华山，对景造意，不取繁饰，自成一家。所作落笔雄健凝炼，喜用状如雨点、豆瓣、钉头的皴笔画山，皴笔布列山石之正面，起伏更见有势，山顶多植密林，水边置大石，屋宇笼染黑色，表现出秦陇间峰峦浑……
董源
董源 (?－约 962 年 ) 五代南唐画家。源－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亦称江南人。中主时任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擅画水墨及淡着色山水，喜用状如麻皮的皴笔表现山峦，上多矾头（山顶石块）苔点，多画丛树繁密，丘陵起杖，云雾显晦和溪桥渔浦、汀渚掩映的江南景色，后人称其所作平淡天真，为唐代所无。也有设色浓重之作，山石皴纹甚少，景物富丽，近于 李思训 格调，而较放纵活泼。兼工龙、牛、虎和人物。 巨……
顾闳中
顾闳中作品 顾闳中五代南唐画家。江南人。元宗、后主时任待诏。工画人物，用笔圆劲，间以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善于描摹神情意态。存世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卷，绘写南唐中书侍郎韩载夜宴 ……
荆浩
荆浩作品 五代后梁画家。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隐居太行山洪谷，号洪谷子。擅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所作云中山顶，能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自称兼得吴道子用笔及项容用墨之长，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亦工佛像，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双林院作有壁画。是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之一。所著有《笔法记》。存世《匡庐图》，相传为 ……
巨然
吴道子的生卒代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一生主要活动时期在唐朝***、天宝年间(713—755)。吴道子出生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幼年失去双亲，生活贫困，为了生计，向民间画工和雕匠学习，由于他刻苦好学，才华出众，20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气。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道玄。 ……
米芾
北宋米芾(1051一约1108)，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
现代著名画家很多先列举10位。
吴昌硕
齐白石
潘天寿
黄宾虹
林凤眠
李苦禅
徐悲鸿
张大千
吴作人
丰子凯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他是东晋的书法家、诗人，与王羲之并称为二王。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献之的呢?以下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王献之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王献之的人物介绍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由于其书艺超群，历来与王羲之并称?二王?，或尊称为?小圣?。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秘书郎、秘书丞、长史、吴兴太守等官职;成为简文帝驸马后，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但政绩一般，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
王献之生于这样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书圣"，母亲及叔、祖辈、众兄弟都是书法大家，从小的习是在所难免的。而他较之他人又更为勤勉，在学习书法时更为下力、专注、其性情也颇具乃父之风。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他说的?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成为历来赞美稽山镜水的名句。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是以一生精力研习书法的。他很有头脑，曾经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体。?(张怀瓘《书断》)他不满意于一切都和别人一样，所以自创新体。张怀瓘《书议》说：?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 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偱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他的非草非行的新书体，被称为?破体?，又叫?一笔书?。
王献之的人物评价王献之的楷书父子闻名之世，唐宋以下的书家们，写楷严整俊美，媚俏的笔调。他们父子俩的楷笔，真可是千古不朽，万世流传，有不可磨灭的吸引力。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
王献之的述评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扌厌)?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扌厌)?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扌厌)?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扌厌)、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扌厌)?，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扌厌)、外拓?的意义，?内(扌厌)?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扌厌)?、?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扌厌)?也能?外拓?，当是?内(扌厌)?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扌厌)?，当是?外拓?为主?内(扌厌)?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扌厌)?，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东汉时期的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二者对后世均影响深远。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丹阳尹王旷的儿子，太尉郗鉴的女婿，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凭借门荫入仕，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会稽太守，累迁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九年，组织兰亭雅集。撰写的《兰亭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颜真卿则是唐代名臣，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人，唐朝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 、司徒颜杲卿从弟。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颜真卿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柳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