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国里的人物，不少人首先想到的那位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一代枭雄 曹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操于征讨黄巾军起家 ，一生戎马，征战沙场，虽统一了北方，但至死也未能一统天下，成为了其最大的遗憾 。
在各路豪杰里，论领土大小，人才多少，其综合实力都是佼佼者。曹操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并不是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而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复合的。
一来是曹操战略上失误。建安十三年（208年），统一北方的曹操实力达到了顶峰，便把目光投向南方，立即着手向南方进军的军事准备工作，准备举兵踏平南方。但由于战略失误，赤壁之战遭遇孙刘联手，不习水性的曹兵一败涂地，不光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大半个荆州，元气大伤，实力大打折扣，自从便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可能，只能与刘备、孙权三分天下，三足鼎立之势就此形成。
二来是英雄垂暮，晚年懈怠。曹操征战一生统一北方时，已是暮年，虽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但毕竟岁月不饶人，精力与体力都已严重下滑。当曹操出兵取得汉中后，众将士都力劝曹操应趁刘备根基未稳之时，出兵蜀地，一举拿下巴蜀。但曹操却懈怠了，没有听取此等良策，错失良机。刘备进攻汉中时，更因曹操的懈怠犹豫不决反复观望，致使夏侯渊被杀，汉中失手。
三来是曹操内部集团矛盾突显。随着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其政敌也越来越多，如何平衡稳定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然让曹操心力交瘁，再加上外部还有孙、刘两大敌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一同天下的愿望已经越来越远。
许多人认为这三人都是南征北战，统一天下，按道理讲都差不多。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三者所处时代不同，刘邦与李渊都是在上一个朝代的末世发动起义，而曹操却是在乱世称雄。这就本身为曹操统一增加了难度。因为一个朝代末世的时候，往往统治者昏庸无能，朝廷***严重，人民苦不堪言。秦二世大修阿房宫，残忍无道，刑法残酷，民不聊生。同样隋炀帝连年大兴土木，对外不断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刘邦，李渊起兵人心所向，人民巴不得推翻统治者。
刘邦和李渊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都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在反观曹操的对手。刘备善于笼络人心，他深受百姓爱戴，深得民心，麾下的文臣武将也对刘备忠心耿耿。孙权依靠长江天险盘踞江东，水军实力是其它诸侯望尘莫及的存在，使得曹操无可奈何。刘备孙权曹操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消灭其它二人的能力。
而曹操当时正处在东汉末年时代，社会只剩下秦汉衰败的颓废，却没有出现新的气象，当时门阀士族力量庞大，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资本都非常有影响力，曹操出身寒门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和资本，他紧紧靠着自己的手腕闯出一番天地，从这可以看出曹操的权术不比刘邦和李渊差。
在当时地方军阀割据，曹操在刚建立基础之后，他还要一个个将众多强劲对手消灭，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可以说曹操花费了太多的心血。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乱世中又遇到了对手，换作是刘邦、李渊也不可能统一全国。其实不止是曹操，后来分三国的东吴和蜀汉，谁不想尽快统一天下，但也是同样的理由，自己的对手实在是太难对付。
个人认为曹操耗尽一生仅仅分的三分之一的天下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手实在是太强大，其二是大环境过于复杂，而刘邦和李渊相对来说，面临的这两个问题没有曹操的面临的这么严峻，东汉末年，群雄四起，曹操要面对的可不是一两个枭雄，前有董卓，袁绍等人，后有刘备，孙权等人，这种情况下要想统一天下真的是难。
我们可以先来看下，刘邦和李渊夺天下时候的情景，刘邦起义之时，身边有萧何，樊哙等人相助，后来身边有张良，陈平，韩信等人，这样的配置相对来说还是厉害的，而且和刘邦竞争的最大对手是项羽，个人以为项羽虽然说武力值高，但是在政治谋略上却不怎么样，比孙权和刘备等人好对付多了。
再来看李渊，李渊的起兵条件本来就比刘邦和曹操好，贵族出身，手握兵权，有绝对的军事实力，另外李渊的几个儿子都十分骁勇善战，而且李渊的对手更是不足为惧，所以李渊无论是从自身条件和周边环境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李渊统一天下只用了七年时间，刘邦也差不多，但是曹操呢，用了一生都未能完成统一。
话说曹操难道不想尽快统一呢，他当然想啊，虽然说曹操的实力和谋略都不差，可是无奈，他的对手在实力和谋略上完全不输于他。其实不止是曹操，后来分三国的东吴和蜀汉，谁不想尽快统一天下，但也是同样的理由，自己的对手实在是太难对付。
秦始皇有四大历史功绩：一是国家凝成，二是民族融合，三是创立政制，四是厉行法治。国家凝成，体现为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民族融合，体现为强力开疆拓土，使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的广土众民，成为汉民族，并通过法同壹、币同值、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加深民族融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创立政制，体现为实行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厉行法治，体现为完善法律，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大秦帝国却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受诸多因素，尤其是汉史家治史为证明本朝执政的合法性和“凡封建帝王皆为贼”的意图***影响，对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分析评价，多不够深刻和公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对秦帝国和秦始皇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以讥讽的口吻批评了浅薄的学者。可惜，二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所批评的“耳食”者仍大有人在。
客观地分析秦始皇执政和大秦帝国政策的得失，对治国理政有深刻的启示。
工具理性发达，有助于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但缺少价值理性后患无穷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秦国虎狼之师。这支虎狼之师有超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打的东方列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
军功爵制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予以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使有功者显贵、光荣，无功者虽富裕而无显贵的身份。没有军功者不得改变身份，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若隐瞒身份，要受到严厉制裁。
商鞅制定的十八爵级经过演变，到秦王嬴政之时，为二十爵级，分别为：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簪褭，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也名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
军功爵制规定：能够斩获一颗敌人甲士首级就赐给爵位一级，增加一顷田地和九亩宅地，赐给一个家臣，还可以在军队和官府担任官吏。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赏赐就越重。证据是敌人的首级。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若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如果军功杰出，岁俸不低于450石粟米，并可衣食600户的租税，也可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二十级爵位（彻侯）岁俸1000石粟米，约合现在的30750公斤，对应大将军之职。
军功爵制，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打开了底层平民向上跃升的通道和空间。因此，秦国社会活力迸发，其军队当时无敌于天下。
军功爵制，体现了秦国战争工具理性发达，是否定辩证法付诸实践的合理形态，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软弱畏缩都是自毁，需要全力以赴地否定和打倒敌人。因此，人们对过分强调对立、否定和斗争，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然而，秦国统一天下后，需要由战争政策转变为和平发展政策。如此，实行军功爵制带来的后果，就成了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地位和国家统一的很大障碍。
秦国在统一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军人获得了爵位，形成了一个剥削和压迫底层民众的既得利益集团。按照秦法，爵位可以沿袭至第二代，那么在短时期内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是不会减少的。由此，在一定时期内，既得利益集团与老秦本土和六国广大民众的矛盾难以缓和，只能越发尖锐。这是战争工具理性发达带来的严重后果。
商鞅变法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并通过实行军功爵制形成的特权阶层，促进了土地兼并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越制，愈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陆贾说：“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纬之色，以乱制度。”《盐铁论》则说：“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筑道旁。”都说明了阶级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秦统一之初，仅迁之咸阳一带的豪富竟然有十二万户之多，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
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军功爵制，出现了大量的贫弱农民，包括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例如“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也包括地主、贵族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还包括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长期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是农民贫困、破产的根源，也是秦朝败亡的根本原因。真是成也军功爵，败也军功爵！
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不是理性的成熟，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秦国统一天下后，究竟应该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抑或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对大秦帝国的发展走势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始皇二十六年，朝廷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实行何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廷议上，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惟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王本纪）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其实，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者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郡县制，封君列侯仅享有食邑租税之权，而且还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督和管理。地方官无论血统，由朝廷任免，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存在世袭罔替，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诸侯势力不断膨胀尾大不掉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问题，它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
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评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秦国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朝廷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武力控制边远地区鞭长莫及。
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这些地方各级***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朝廷的重兵远在南北边疆地区，无法及时扑灭起义烽火，最终只能导致起义军势不可挡。秦二世而亡，王绾等不幸而言中。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以郡县制为主体，郡国并行，主要在燕、齐、楚故地置王，度过了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可汉初如果刘邦对地方一律实行郡县制，恐怕刚刚统一的国家旋即会杀伐不已、四分五裂。
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不是理性的成熟，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以此指导实践、处理问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
纯粹依靠儒家思想不可能“垂衣而治”，纯粹依靠法家思想也不会“强力而治”，德润人心与法安天下相辅相成秦始皇时的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国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和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法治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法的最大问题是，特权阶层与普通百姓权利的严重不平等以及秦法比较严苛，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韩非主张依法治国、法不阿贵，一切人都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可“释法用私”，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这是正确的。但提出治世应纯任法治，完全否定道德和教化的作用，则有失偏颇。秦始皇信奉法家尤其是韩非的学说，其法治理念和立法实践，必然会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秦朝速亡，后世统治者、御用文人，包括史家，为证明本朝***的合法性，或为占据道德优势，笼络人心，大肆攻击秦法，放大秦法之缺陷，甚至一言以蔽之：严刑峻法，口诛笔伐所谓的暴政。时至今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秦始皇时的法律与商鞅时的变法和秦二世时的更法，混为一谈，辱没秦始皇。这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治国理政，德法都不可或缺。文化的深层因素是道德观念和***价值。法治文化涉及法律信仰，法律不被信仰难为治。法治不能缺少价值理性和深厚的道德底蕴，如果法治缺少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这样的法治行之不远。但德润人心的目的是，统治阶级制定良法，全社会自觉守法，并用“真、善、美”充填法律空白，而不是以德代法、以德废法、以德坏法。以人性善为理论根基，纯靠德教和人的自觉性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只能“礼崩乐坏”，社会每况愈下。正如《盐铁论●论儒》篇中的御史所说：孔子不能强鲁，孟子不能存齐，儒者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
法安天下之“法”，当然是良法，唯良法才能善治。皇帝制、宗法制、封建特权制、吃人的封建礼教制，才是最大的恶法；以经决狱、任心弃法、徇私枉法，才是法无尊严、不被信仰的最大问题。魏征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不亦惑哉！”
秦始皇被批倒批臭，秦法也被视为魔鬼的咒语，从此‘’法‘’成了‘’恶‘’的代名词，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唯恐避之不及。如《朱子语类●尚书》言：“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无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所谓‘辟以生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故此，尽管封建社会很漫长，但法治传统***极为稀薄。古人讲：“为国者，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依法治理，才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世子曹丕继位魏王，为了保证大权在握，曹丕任命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以保证他政治权力的扩大，并同时排除异己势力。十一月，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帝位，就此登基称帝，建立魏国，改元黄初，改雒阳为洛阳，并封刘协为山阳公，从此之后，汉室彻底终结。
在曹丕称帝之后的第二年，刘备就以曹丕篡汉称帝为由登基称帝，建立蜀汉***。虽说此时汉室依旧存在，但刘备建立的汉室已经与昔日的东汉有着很大的区别，刘备虽然称他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刘备在抬高自己的身份，毕竟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武帝的亲兄弟，刘备这样说更能笼络人心。再加上蜀汉与东汉不是一个统治核心，因此蜀汉的建立，算是一个新的王朝。不过刘备毕竟是以汉室后裔自居，若刘备真能一统天下，他会将皇位还给汉献帝吗？
虽说蜀汉是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存于世间，但对于将皇位交还给汉献帝的问题上，就连诸葛亮都看得十分清楚，诸葛亮认为如果刘备不称帝，那跟随刘备多年南征北战的臣子们就会心生怨念，因此刘备登基称帝并不是刘备一个人能够决定，而是取决于大家的想法。也就是说，跟随刘备征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的臣子们都想做开国功臣，如果刘备能一统天下却不做帝王，他的下属当然不会同意。
这个可能是项羽为了凸显自己和秦始皇嬴政之间的不同。众所周知，秦始皇嬴政创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可是毕竟秦始皇是创立者，而一直致力于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项羽，他为了彰显自己与秦始皇的不同，他故意***取周王朝的分封制度以此来划分自己和秦始皇嬴政的界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取分封制的原因。
但刘邦不一样，刘邦一直以前把秦始皇作为他奋斗的目标，他的偶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刘邦他会***取秦始皇嬴政创立的封建制度。但项羽这个人他一直都是认为自己是秦王朝的推翻者，如果这个时候他在继续沿用秦王朝的制度，那个和他的志向不符，所以项羽干脆就不用，依旧沿用周王朝的分封制。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项羽别有用意，我觉得这有可能是项羽故意这样做，他想先将天下稳定下来。然后他一个一个收拾他分封的诸侯王，毕竟项羽在怎么厉害，他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来对抗这么多路诸侯王。所以项羽就干脆提倡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同治天下。虽然当时是个人都知道这种局势是不可能长久的，肯定会最终会爆发一战。我觉得项羽有可能是抱着这种目的，毕竟我们也没有看到最后项羽到底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觉得项羽应该没有这么傻，他也不可能真的认为他们可以和他一起共同治理这个天下，项羽十有八九是想逐个击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刘邦他可以轻易的联合其他路诸侯共同讨伐项羽的原因，毕竟你如果不***取行动对付项羽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坐以待毙了，索性覆水一战。当时项羽如果强行的学秦始皇做封建统治者的话，我想他说不定会死得更快，毕竟项羽是人不是神，无法以一己之力共同对抗整个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