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二十四篇》原文如下：
天官 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此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
『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谈 第二：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员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制谈 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战威 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攻权 第五：
兵以静胜，国以专胜。
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既疑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异口虚言。将无修容，卒无常试，发攻必衄，是谓疾陵之兵，无足与斗。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
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夫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斗战者无胜兵。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斗则得，服则失，幸以不败，此不意彼惊惧而曲胜之也。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故明主战攻日，合鼓合角，节以兵刃，不求胜而胜也。
兵有去备彻威而胜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应敌也周，其总率也极。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
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法曰：「独出独入，敌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谓矣。
守权 第六：
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然而世将弗能知。
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
千丈之城则万人守之，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
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无必守之城。
若彼城坚而救诚，则愚夫愚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期年之城，守余于攻者，救余于守者。若彼城坚而救不诚，则愚夫愚妇无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发其窖廪救抚，则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并于前，幺么毁瘠者并于后。
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出据要塞，但救其后，无绝其粮道，中外相应。
此救而示之不诚，示之不诚，则倒敌而待之者也。后其壮，前其老，彼敌无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权之谓也。
十二陵 第七：
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谨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果断；得众在于下人。
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详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质；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武议 第八：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
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提鼓挥枹，接兵角刃，居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古人曰：「无蒙冲而攻，无渠答而守。是谓无善之军。视无见，听无闻，由国无市也。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市贱卖贵，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起兵，直使甲胄生虮虱，必为吾所效用也。鸷鸟逐雀，有袭人之怀，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后有惮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十余而主不听，***谓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
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以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
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嫩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无已烦也。夫烦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尝闻矣。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三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决川源。望敌在前，因其所长而用之。敌白者垩之，赤者赭之。
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命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
将理 第九：
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虽钩兵射之，弗追也。故善审囚之情，不待菙楚，而囚之情可毕矣。
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试听臣之术，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
今夫决狱，小圄不下数十，中圄不下数百，大圄不下数千。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
原官 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
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节赋敛，取予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之事也。
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
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仂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
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臣继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之。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
治本 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
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为器，天下无费。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
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古者土无肥瘠，人无勤惰，古人何得，今人何失耶？耕者不终亩，织者日断机，而奈何饥寒。盖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
民相轻佻，则欲心与争夺之患起矣。横生于一夫，***私饭有储食，私用有储财，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乌有以为人上也。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则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
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
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今说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渴。」臣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
战权 第十二：
兵法曰：「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
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
先王之所传闻者，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者，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矣。故兵法曰：「求而从之，见而加之，主人不敢当而陵之，必丧其权。」
凡夺者无气，恐者不可守；败者无人，兵无道也。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者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其言无谨偷矣，其陵犯无节破矣，水溃雷击三军乱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决之。
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
重刑令 第十三：
夫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轻矣。
伍制令 第十四：
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
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闾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闾有诛。
吏自什长以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之，皆与同罪。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 第十五：
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帅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无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诛之，伯不诛与之同罪。
军中纵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与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将吏之符节，不得通行。***薪刍牧者皆成伍，不成伍者不得通行。吏属无节，士无伍者，横门诛之。逾分干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
束伍令 第十六：
束伍之令曰：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亡长得长当之，得长不亡有赏，亡长不得长，身死家残，复战得首长，除之。亡将得将当之，得将不亡有赏，亡将不得将，坐离地遁逃之法。
战诛之法曰：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军无不得诛。
经卒令 第十七：
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为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如此，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见非而不诘，见乱而不禁，其罪如之。
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进为辱众。逾五行而前进者有赏，逾五行而后者有诛，所以知进退先后，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言有经也。
勒卒令 第十八：
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
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鹜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奇兵则反是。
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者有诛。
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
方亦胜，圆亦胜，错斜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求敌如求亡子，从之无疑，故能败敌而制其命。
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世将不知法者，专命而行，先击而勇，无不败者也。
其举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迟疾而不迟疾，是三者战之累也。
将令 第十九：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
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踵军令 第二十：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合表，乃起踵军，飨士，使为之战势，是谓趋战者也。
兴军者，前踵军而行，合表乃起，去大军一倍其道，去踵军百里，期于会地，为六日熟食，使为战备，分卒据要害。战利则追北，按兵而趋之。踵军遇有还者诛之。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
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为之职，守要塞关梁而分居之。战合表起，即皆会也。大军为计日之食起，战具无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诛。
凡称分塞者，四境之内，当兴军踵军既行，则四境之民，无得行者。奉王之军命，授持符节，名为顺职之吏，非顺职之吏而行者诛之。战合表起，顺职之吏，乃行用以相参，故欲战先安内也。
一、原文：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
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
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郤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
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
逢丑父与公易位。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曰：“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茷为右，载齐侯以免。 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选自春秋 左邱明《春秋左传·晋鞌之战》
二、译文
鲁成公二年春，齐顷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邑。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却被龙人抓住了。齐顷公对龙人说：“你们千万别杀他，我们讲和，我的军队不进入你的封地内！”龙人不听，杀掉卢蒲陈尸于城上。齐顷公亲自击鼓，攻上城墙。才三天，攻取龙邑。然后一路向南杀到了巢丘。
当时卫穆公正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要去打齐国，正巧在这路上与齐师相遇。石稷想回去，孙良夫说：“这怎么行，本要带兵攻打他，如今遇到他的军队你倒要回去了，我们如何回复君命？当初要是知道你如此无能，你就不该出来。如今既然遇到，就要打！”
石稷说：“军队战败了，孙良夫如果不稍等待救兵，我们就要全军覆灭。你战死了军队，回去怎么交代啊？”大家都不回答。石稷又说：“你是国卿。你要是战死了，那太丢人了。你带领军队撤退，我于此阻止齐军。”
同时通告军中，说援军的战车来了不少。齐师停止了进攻，在鞫居驻扎下来。这时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孙桓子，孙桓子才得以免于一死。此后，卫人要赏赐仲叔于奚封地，仲叔于奚谢绝，却请求朝见时用曲悬、繁缨之礼，卫君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孔子当时听说了这件事，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些封地。
唯有服器与爵位，不能***手他人，应有君主掌管。爵位名号是使人们产生信赖的标志，在上位的人使人信赖，才能保享车服之器，车服之器体现礼法，礼法用来规行仁义，施行仁义才能生利，而有利方能治理百姓，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若将这些***手他人，是给人以国政。国政亡，则国家随之灭亡，难以抵挡啊。”
孙桓子逃回新筑，不入城，随后就去晋国求救兵。碰巧臧宣叔也到晋国求救兵。都投到郤献子门下。晋景公答应给他七百辆战车的兵力。郤子说：“这是城濮战役所用的军额。那时有已故国君的明德与卿大夫的敏捷，才取得胜利。我比起先大夫，简直连供他们役使都不配。请给我八百乘战车。”
晋景公答应了他。郤克为中军主帅，士燮以上军佐的身份率领上军，栾书为下军主帅，韩厥为司马，去救鲁、卫两国。臧宣叔迎接晋军，为他们引路。季文子帅军与晋军相会。到达卫国境内，韩献子要按军法处死部下，郤献子驱车狂奔想要救他。可惜到达后，已经斩杀了那人。郤子赶快将被杀的人示众，告诉他的仆从说：“我是为了分担***的怨谤。”
晋军跟踪齐军到莘。六月十六日到达靡笄山下。齐顷公派人挑战，说：“您率领你们国君的军队，行辱于我这小地方，我士兵疲弊，请明早会面吧。”回答说：“晋国与鲁、卫两国，是兄弟之邦。他们前来告诉我国君说：‘齐国总是到我们这疲弊之地来作乱。’
我国君不忍，就派群臣来请求您，您可不要让我们的军队在您的地盘上久留。军队能进不能退，不劳您吩咐。”齐顷公说：“我希望你能应战，就算你不答应，我们也将兵戎相见。”齐国的高固徒步闯入晋军，举起石头砸人，还抓了晋军的人，爬到人家的战车上，把桑树根系在车上，以此遍告齐军，说：“想要勇猛的，可以来买我多余的勇力！”
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齐、晋双方军队在鞍摆开阵势。邴夏为齐侯驾车，逢丑父当为戎右。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当戎右。齐侯说：“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不给马披上甲就驱马奔驰。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了鞋上，没有中断擂鼓，说：“我受重伤了。”
解张说：“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进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射中的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我的血染成了黑红色，我哪敢说受伤？您忍著点吧！”郑丘缓说：“从一开始接战，如果遇到地势不平，我必定下去推车，您难道知道这些吗？不过您确实伤势很重难以支持了。”
解张说：“军队的耳朵和眼睛，都集中在我们的鼓声和战旗，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这辆车上只要还有一个人镇守住它，战事就可以成功。怎么能由于伤痛而败坏了国君的大事呢？穿上盔甲，手执兵器，本来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伤痛还不至于死，您努力指挥战斗吧！”
解张将右手所持的辔绳并握于左手，腾出右手接过郤克的鼓槌擂鼓。张侯所驾的马狂奔起来，晋军跟随他们。齐军崩溃。晋军追赶齐军，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遍。
韩厥梦见子舆对自己说：“次天早晨避开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在战车当中驾车追赶齐侯。邴夏说：“射那个驾车的，是个贵族。”齐侯说：“称他为贵族又去射他，这不合于礼。”射他左边的人，坠落车下；射他右边的人，倒在车里。将军綦毋张失去战车，跟随韩厥，说：“请允许我搭你的车。”
跟在左边或右边，韩厥都用肘制止他，使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弯下身子，把倒在车中的戎右安放稳当。逢丑父和齐侯交换位置。将要到达华泉时，齐侯两边的被树枝等钩住。昨天夜里丑父睡在轏车里，有蛇从他身底出现，以臂击蛇，手臂受伤却隐瞒了伤情。所以不能推车而被追上。
韩厥手持拴马绳站在齐侯的马前，拜两拜，然后下跪，低头至地。捧著一杯酒并加上一块玉璧向齐侯献上，说：“我们国君派我们这些臣下为鲁、卫两国求情，他说：‘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土地。’臣下不幸，恰巧遇到您的军队，没有地方逃避隐藏。
而且怕由于我的逃避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臣下不称职地处在战士地位，冒昧地向您报告，臣下不才，代理这个官职是由于人才缺乏充数而已。”逢丑父命令齐侯下车，往华泉去取水来给自己喝。郑周父驾著齐君的副车，宛茷担任副车的车右，载上齐侯使他免于被俘。
韩厥献上逢丑父，郤克打算杀掉他。呼喊道：“直到目前为止没有能代替自己国君承担祸难的人，有一个在这里，还要被杀死吗？”郤克说，“一个人不畏惧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赦免他，用来鼓励事奉国君的人。”于是赦免了逢丑父。
扩展资料
齐晋鞌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589年。当时，晋国的执政卿士郤克为报齐国戏辱之仇，借鲁、卫求援之机，发兵攻齐。主战场为鞌，故史称“鞌之战”。这场战争以晋国胜利而告终，但大大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实力。
在战斗中，晋国之所以能胜利，除了《左传》中表现的君臣同仇敌忾以外，还与晋国的农耕经济较为发达有关。另外，晋处于齐国以西，地势相对较高，在军事作战上具有“俯冲”优势。这两个原因，又是《左传》的作者所考虑不到的。
百度百科-齐晋鞌之战
三国演义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喜爱他时，总想叫他活着；讨厌他时，总想叫他死掉。指极度地凭个人爱憎对待人。《论语·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五回：「『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
安身之处
指得以立足容身之所。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得荆州为安身之地。」
昂然直入
昂首挺胸地径直走进去。形容傲然威武的样子。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回：「何进昂然直入。」
傲慢少礼
见「傲慢不逊」。《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裴松之注引孙皓侍中李仁之言：「视人君相忤，是乃祀所谓傲慢；傲慢则无礼，无礼则不臣，不臣则犯罪，犯罪则陷不测矣。」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来投韩玄；玄怪其～，不肯重用。」
把薪助火
把：手握。拿着柴禾助长火势。比喻某种行动反而增长对方力量或助长事态的加剧。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二回：「今求军马钱粮，切不可与。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参见「抱薪救火」。百步穿杨
百步之外射穿杨柳的叶子。形容枪法高超。《史记·周本纪》：「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关羽）带箭回寨，方知黄忠有百步穿杨之能。」 班师回朝
调动出征的军队返回首都。元·乔孟符《两世姻缘》第三折：「你奉圣旨破吐蕃，定西夏，班师回朝，便当请功受赏。」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百回：「后主（刘禅）下诏，宣孔明～。」
宝刀不老
比喻虽年迈或脱离本行已久，但技艺并无减退。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忠（黄忠）怒曰：『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
倍道而进
形容加快速度前进。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一回：「曹兵闻失兖州，必然倍道而进，待其过半，一击可擒也。」
髀肉复生
髀bì：大腿。谓因久不骑马，大腿上肉又长起来了。《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裴松之注引晋司马彪《***春秋》：「备住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三国演义》第三四回作「髀肉复生」。后因以「髀肉复生」为自叹壮志未酬，虚度光阴之辞。别来无恙
分别以来一直都很好吗？常用作别后通信或重逢时的问候语。金·董解元《西厢记》卷四：「莺莺坐夫人之侧，生问曰：『别来无恙否？』莺莺不言而心会。」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蒋）干曰：『公瑾～？』」
兵精粮足
兵士精壮，粮草充足。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清·无名氏《说唐》第二十回：「他久镇河北，～，自立旗号，不服隋朝所管。」勃然大怒
突然变了脸色，***脾气。汉·班固《汉书·谷永传》：「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乙之间，暴风三溱拔树折木。」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周瑜听罢，～。」
不成体统
形容办事没有一定的体制、规矩，不成样子。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三回：「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红楼梦》一三回：「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体统，要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二七回：「此时官厅上乱烘烘的，闹了个～。」 才薄智浅
才智浅薄。自谦之辞。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八回：「某才薄智浅，不称其职。」残暴不仁
凶狠毒辣，没有丝毫仁慈之心。《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卓性残不仁，遂以严刑胁应。」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韩玄～，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
苍生涂炭
涂：泥淖。形容老百姓像陷入泥坑、掉进火坑那样痛苦。《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晋书·苻丕载记》：「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尺寸可取
比喻有些许长处。是认为自己有才能的谦虚说法。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负重故也。」
尺寸可取
比喻有些许长处。是认为自己有才能的谦虚说法。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负重故也。」
重见天日
比喻脱离黑暗的处境。宋·文天祥《文山全集·十三·真州杂赋·序》：「一入真州，忽见中国衣冠，如流浪人乍归故乡，不意重睹天日至此。」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仓乃一粗莽之夫，失身为盗；今遇将军，如～，岂忍复错过！」
踌躇不决
踌躇：犹豫，迟疑。犹豫不能作出决定。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四人争论未定，绍踌躇不决。」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三回：「景公口虽不唯唯，终以田陈同族为嫌，～。」
出言成章
脱口而出的话都成文章。形容谈吐风雅，文思敏捷。《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成章。」《淮南子·破修务》：「[舜]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亦作「出口成章」。《史记·樗里子列传》：「樗里子滑稽多智。」司马贞索隐：「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歆曰：『人皆言子建～，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亦作「脱口成章」。宋·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艺学之多，蔚如秋蕡。脱口成章，粲莫可耘。」
传檄而定
檄：对敌声讨的文书；定：平定。传布檄文便可平定天下。形容威力无比，不战而胜。《史记·淮阴侯列传》：「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获操则威震天下，中原虽广，可～。」
捶胸跌脚
捶：用拳敲打；跌脚：顿脚，跺脚。用拳敲打胸膛，用脚跺地。形容人极为悲伤或悔恨的情状。元·无名氏《延安府》一折：「莫不是打官司人连累，莫不是告田宅争地土，莫不是争差斗殴人欺负，则管里捶胸跌脚狠忧虑。」《儒林外史》六回：「[赵氏]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亦作「捶胸跌足」。《隋唐演义》一八回：「老妪见公子出来，更添叫喊，捶胸跌足，呼天拍地，要讨女儿。」亦作「捶胸顿足」。《三国演义》五六回：「孔明说罢，触动玄德衷肠，真个捶脚顿足，放声大哭。」《英烈传》三七回：「太祖捶胸顿足，叫说：『可惜了！』」亦作「捶胸顿脚」《儿女英雄传》一九回：「说完了，拍着那棺材捶胸顿脚，放声大哭。」
凤凰来仪
亦作「凤皇来仪」。凤凰来舞，仪表非凡。指吉祥之兆。《书·益稷》：「《萧韶》九成，凤皇来仪。」孔传：「仪，有容仪。备乐九奏而致凤皇，则馀鸟兽不待九而率舞。」晋成公绥《啸赋》：「百兽率儛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唐柳宗元《晋问》：「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於变时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三国演义》第八十回：「自魏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亦省作「凤皇仪」。《后汉书·崔寔传》：「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一说，舜作箫韶，其形制法凤凰之容仪，十管参差，像凤之翼。参阅汉应劭《风俗通·声音·箫》。
拂袖而去
拂袖：把袖子一甩，表示生气。形容很生气地走了。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王子敬(献之)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郞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又《三国演义》第八十六回：「遂拂袖而去。」
兼弱攻昧
兼并弱国，攻取政治昏乱之国。《书·仲虺之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周书·长孙俭传》：「荆州军资器械，储积已久，若大军西讨，必无匮乏之虚。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三国演义》六O回：「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举贤使能，举贤任能
推举品行正直的人，起用才能出众的人。《三国演义》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赔了夫人又折兵
三国时东吴孙权要向蜀汉索回荆州，都督周瑜定计，将孙权妹谎说嫁给刘备，借以把刘备骗到东吴留作人质，以便索回荆州。刘备按诸葛亮的对策行事，到东吴成婚后同夫人逃出东吴。周瑜带兵追赶，被诸葛亮的伏兵打败。此故事见于元曲《隔江斗智》第二折，又见于《三国演义》第五五回。后世因以「赔了夫人又折兵」比喻想得利不成，反而遭受双重损失。
秦晋之好
春秋时，秦晋两国不止一代互相婚嫁。泛指两家联姻。元·乔孟符《两世姻缘》第三折：「末将不才，便求小娘子以成秦晋之好，亦不玷辱了他，他如何便不相容。」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六回：「主公仰慕将军，欲求令爱为儿妇，永结～。」身在曹营心在汉
三国时刘备（后为蜀汉皇帝）部将关羽身陷曹操营，封侯赐爵，宴请赠金，恩礼非常，但关羽仍心怀故主。后挂印封金，回到刘备身边。事见《三国演义》第二五回。后多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比喻坚持节操，忠贞不二。
疏财仗义
慷慨解囊，扶危济困。《三国演义》五回：「此间有孝廉卫弘，疏财仗义，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图矣。」又作「仗义疏财」。
死诸葛能走生仲达
三国时蜀军主帅诸葛亮病死军中。蜀将姜维等遵亮遗命，秘不发丧，缓缓退军。魏军主帅司马懿（仲达）率军追击，却见蜀军帅旗飘扬，孔明纶巾羽扇，端坐车中（实乃木人）。懿恐中计，勒马逃回。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见《三国演义》第一○四回。后用以指人虽死，余威犹在。
冢中枯骨
犹言死人。用以讥讽志气卑下、没有作为的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吾早晚必擒之。」
三国演义
东汉末年，民生凋敝。兵荒马乱，群雄竞起。
枭雄曹操，首屈一指。龙骧虎步，踌躇满志。
唯才是举，远见卓识。济济多士，如虎添翼。
发号施令，***传圣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
青梅煮酒，旁敲侧击。梦中***，狐性多疑。
望梅止渴，略施小计。割发代首，工于心计。
对酒当歌，横槊赋诗。才兼文武，独步一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诸葛孔明，惊才风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用行舍藏，韬晦待时。
三顾茅庐，精诚所至。知遇之恩，投桃报李。
隆中对策，审时度势。指点江山，面授机宜。
初出茅庐，锦囊妙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舌战群儒，力排众议。草船借箭，妙算神机。
巧借东风，火烧赤壁。空城妙计，化险为夷。
七擒七纵，有胆有识。六出祁山，矢志不移。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苦心经营，不遗余力。
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出师未捷，积劳成疾。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继无人，此恨何及。
武圣关羽，义薄云天。赤胆忠心，天人共鉴。
桃园结义，相见恨晚。同生共死，披肝沥胆。
身在曹营，忠心在汉。过关斩将，一往无前。
华容让道，网开一面。知恩图报，仰不愧天。
刮骨疗毒，处之泰然。夜读春秋，手不释卷。
单刀赴会，视若等闲。水淹七军，智勇双全。
位高权重，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自负不凡。
痛失荆州，令人扼腕。败走麦城，虎落平川。
三强会战，临军对阵。决一雌雄，赤壁鏖兵。
旌旗蔽日，樯橹连云。刀枪林立，剑戟森森。
风猛火烈，流急水深。人喊马嘶，鼓角齐鸣。
短兵相接，弓折刀尽。血海尸山，触目惊心。
曹军败北，豕突狼奔。灰飞烟灭，片甲不存。
周郎赤壁，羽扇纶巾。以寡敌众，大获全胜。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天下大势，鼎足三分。
夏朝：
少康复国中兴：
夏启建立夏王朝，确立“家天下”局面后放纵声色，沉湎于“*溢康乐”之中，久已忘却创业的艰难，不谋日后的发展。启死后，其子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争夺王位不已，酿成“五观之乱”。这时，东方夷人中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虚而入，利用人民的普遍不满，迅速攻取夏都，造成了太康、仲康的流亡，太康并于流亡中死去，后羿遂“因夏民以代夏政”，夏王朝陷入灭亡的绝境。史称这一***为“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后，仲康之孙少康在母家有仍氏长大，在夏王朝旧臣的帮助下“复禹之绩”，重建夏王朝。史称这一过程为“少康中兴”。从某种意义上讲，夏王朝自少康复国之后，才真正走向稳定和发展。
商朝：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之后，政治局势渐趋安定，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为商代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武丁为盘庚之弟小乙的儿子。盘庚之后，传弟小辛，小辛之后传弟小乙，小乙死后，武丁即位为王。武丁在位59年，“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是极有作为的“中兴”名王，故在死后被尊为高宗。
周朝：
成康之治：
中国西周时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在位的40余年间所形成的安定强盛的政治局面。为慑服商顽民而建的东都成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务从节俭，克制多欲，以缓和阶级矛盾。又令周公制礼作乐，即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大规模进行自周武王时开始的分封制。西周分封，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成康时代的诸侯，均由中央直接控制。康王之世，周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加强对异邦的控制。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称天下安宁，刑具40余年不曾动用，故有成康之治的赞誉。
宣王中兴：
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这就严重损害了正在兴起的中、小贵族和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当时，周王朝的有识之士，如芮良夫、召穆公、凡伯等皆忧心忡忡并进谏厉王。召穆公曾经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道理来劝厉王广开言路。但是厉王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规劝，继续执行残暴的政策。
前842年，广大的国人和部分官员、贵族以及士兵进行***，袭击厉王。厉王于仓皇间逃往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隐匿于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交出己子以代太子，这才使太子静得免。国人***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是对厉王暴虐统治的致命打击。厉王躲避在彘邑，一直不敢返回都城。在这种情况下，朝政由卫国诸侯名和者管理，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静为宣王。
周宣王亲历了国人***的社会风暴，直到继位以后，慑于国人的威力，宣王谆谆告诫官员们“勿壅律庶民贮，毋敢龚橐乃侮鳏寡”，“毋敢湎于酒”。宣王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对于民众的高压政策，以求得周王朝的巩固。宣王时期征讨猃狁的战争取得很大胜利，一直攻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宣王时还多次向南征伐。对于江汉地区的征伐是由召伯虎率军进行的，也取得不少胜利。为了对付西戎，周宣王曾经命秦族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被西戎杀死后，宣王发援兵7000人助秦仲之子，终于打败了西戎。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得周朝颇有一番中兴景象。但是宣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有所发展。宣王末年，对外战争接连失利。随着宣王逝去，其“中兴”业绩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西汉：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西汉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的“盛世”。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是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
昭宣中兴：
汉武帝逝世后，幼子弗陵嗣立，是为昭帝，在位13年。元平元年（前74）昭帝卒，昌邑王刘贺立，旋被大将军霍光废，改立武帝太子据之孙珣为帝，是为宣帝，在位25年。昭、宣两朝***取“知实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昭宣时，政治郊清明，社会较安定，民族关系较融洽，经济有所发展，被称之为“昭宣中兴”。
东汉：
光武中兴：
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汉高祖九世孙，其父刘钦曾任南顿县令。刘秀曾入太学，习《尚书》。新末地皇三年在李通劝说下，与兄刘演起兵反对王莽，后加入绿林军。25年，刘秀称帝，是为汉光武帝。为了强化统治，刘秀***取了系列巩固统治、恢复生产的措施，使汉***又重新开始兴盛起来，史称“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
明章之治是指就是中国古代东汉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那时***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南北朝：
元嘉之治：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修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宋文帝元嘉之世(424—453)，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隋朝：
开皇之治
隋朝开国皇帝隋高祖杨坚，重新统一了中国，首创三省六部制，修订「开皇律」，设置粮仓，颁布均田令，缔造了开皇之治。隋高祖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强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高祖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唐朝：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当皇帝时，年号是贞观。贞观年间(公元627年一649年)，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用心治理国家，实行了很多开明的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知道要做到政治清明，就要善于用人，还要广泛听取意见。因此只要有才能的人，不管出身贵贱，都能够得到他的重用。魏征敢向太宗直接提意见，即使太宗生气，也不退让。魏征病死，太宗痛哭着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整理衣帽；用历史作镜子，可以了解兴亡；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对错，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取了许多措施，如合并州县，节省开支；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减轻劳役负担，让农民的生产时间得到保证等。这些措施很得民心，唐太宗引用古人的话说，皇帝是船，人民是水；水能载船，也能覆船。
唐太宗***用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的拥护。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大可汗”。唐太宗还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王，使汉***族关系更加友好亲密，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的一段盛世。唐高宗共在位三十四年（649---683），前六年号永徽。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李绩、常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击败西突厥的进攻），百姓阜安（人口从贞观年间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380万户），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盛事：
***(公元713年一741年)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的年号。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末年，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唐朝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历史上叫做“***盛世”。
唐玄宗又称唐明皇，是武则天的孙子，他当上皇帝后，立志继承唐太宗的事业，任用有才能的人，接受大臣的正确意见，精心治理国家。
唐玄宗在位最初20年里，唐朝出现了兴盛的景象。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这样描述：“忆昔***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句的意思的***全盛时期，连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人民生活十分富裕。
***年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商业和交通也十分发达。扬州位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处，中外商人汇集，城市特别繁华。唐都长安城里更是热闹非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使臣、商人、学者、工匠都争相前往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开展贸易，学习文化、技术。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
元和中兴：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自此以后，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唐德宗死后，继位的唐顺宗试图进行改革，威胁了宦官的利益。于是经过了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依靠禁军的兵力令全国所有的藩镇至少名义上全部归服唐朝，史称元和中兴。
会昌中兴：
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残唐时藩镇和宦官的直接冲突。
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建元会昌。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由于拥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鉴于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给武宗亲自处理朝政，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
明朝：
永乐盛世：
燕王朱棣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爬上了龙椅，做了大明的皇帝。虽然这位凭借***上台的皇帝双手沾满了鲜血，但从其治国的政绩来看，他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皇帝。明成祖也是明朝历史上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
明成祖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沟通了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应该算是15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了。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促进了经济交流，也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金钱。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甚至还被欧洲国家借鉴。
此外，明成祖好大喜功，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乐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
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从那时起，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了。明成祖执政的22年被称为“永乐盛世”。
仁宣之治：
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清朝：
康乾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司马懿(179—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今河南温县招贤镇)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权臣。多次率军对抗诸葛亮，以其功著，封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晋宣帝。
司马懿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周朝，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柏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仰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以为家。自仰八世，至东汉安帝时，生征西将司军钧，字叔平。司军钧生豫章太守司军量，字公度。司军生颍川太守司军俊，字元异。司军俊生京兆尹司军防，字建公。司马防就是司马懿的父亲(上述内容均取自《晋书·宣帝纪》)。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的一个诏书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晋书·礼志》)。
司马懿为司马防次子，史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司马懿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晋书·宣帝纪》)。
南阳太守杨俊素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懿二十岁前，杨俊曾见过他，说他绝非寻常之之；尚书崔琰与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交好，曾对司马朗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晋书·宣帝纪》)。
建安六年(201年)，郡中推举他为上计椽。时曹操正任司空，听到他的名声后，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见汉朝国运已微，不想在曹操手下，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身体不能起居。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真染上风痹一般。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始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曹操对使者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宣帝纪》)。司马懿惧之，只得就职。曹操让他与太子往来游处，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薄等职。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随军。他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曹操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晋书·宣帝纪》)！没有***纳他的建议。
建安二十四年(219)，当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司马懿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晋书·宣帝纪》)。当时曹操手下的门阀官僚拥汉者尚多，为曹操所深忌，而荀彧、崔琰等著名人物都因对曹氏代汉有异议而不得善终。大概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早就表示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曹操进封魏王后，升任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佐助曹丕。时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晋书·宣帝纪》)，为曹丕所信任和重用，所以关系一直很好。司马懿还与陈群、吴质、朱铄并称四友。
此后，司马懿更是常谋国事，多出奇策。不久，司马懿转为丞相军司马。他指出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骄奢，都不应驻守边防，曹操未予重视。
同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乘此机会，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魏荆州治新野，今河南新野；襄阳郡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围魏将曹仁，水淹于樊七军，斩庞德。时樊城守军仅数千人，城墙因水淹多处崩塌，曹仁曾考虑放弃樊城，被***曹仁的汝南太守满宠所劝止。曹仁决心奋勇抵御。胡、傅二人果然乘机降蜀。此时，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孙狼等，亦杀官起兵，响应关羽。关羽声势一时“威震华夏”(《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当时都城在许昌，距樊城很近，曹操感到威胁，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曹椽蒋济及时劝阻：“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晋书·宣帝纪》)。曹操从其计，孙权果然派吕蒙袭取江陵，关羽被其俘杀。
此战的胜利，曹操利用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充分运用外交谋略，坐收渔利，不仅挫败关羽的强大攻势，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破坏孙、刘联盟，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主动权。
徐晃击退关羽后，曹操嫌恶荆州及附近百姓，想把他们都迁走。司马懿认为：“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关羽新破，诸为恶者藏窜观望。今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晋书·宣帝纪》)。曹操从之，没有移民。藏窜逃亡者果然都复出归化。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去世，朝野危惧，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肃然。
同年，曹丕即魏王位，司马懿受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
时孙权率军向西。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乏粮，不能抵御吴军，请召守将曹仁回驻宛城。司马懿则认为不该放弃二城：“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曹丕未依其言，命曹仁放火烧毁二城。后来孙权果然没有入侵。曹丕悔之不及。
同年，曹丕登皇帝位，史称魏文帝。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所以登基后，曹丕任命司马懿为尚书，不久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候。
黄初二年(221年)，免去督军官职，升任侍中、尚书右仆射。
黄初三年(222年)，和黄初五年(224年)，曹丕两次伐吴，都以司马懿镇守许昌，并改封司马懿为向乡侯。黄初六年(225年)春二月，转任抚军大将军、***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司马懿辞让，曹丕说：“吾于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分忧耳”(《晋书·宣帝纪》)。
同年，曹丕又大兴水军攻吴，仍命司马懿留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晋书·宣帝纪》)。临行，下诏书给司马懿说：“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晋书·宣帝纪》)！后曹丕由广陵回师洛阳，又下诏对司马懿说：“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晋书·宣帝纪》)。于是司马懿留镇许昌。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去世。临终时，令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为辅政大臣。曹丕对太子说：“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晋书·宣帝纪》)。明帝即位，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
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后，于八月出兵攻魏。命吴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西南)。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司马懿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骠骑将军。
太和元年(227年)六月，明帝命司马懿驻扎宛城，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当初蜀将孟达降魏时，魏朝待其甚厚，司马懿认为他言行倾巧，不可信任。但皇帝不听，任命孟达领新城太守，封侯，***节。魏文帝死后，孟达失宠，蜀丞相诸葛亮即暗中与之通信，图谋叛魏。诸葛亮恐他言行反覆无常，想促他速叛，知魏兴太守申仪和他有矛盾，便派郭模到申仪处诈降，有意泄露其事。孟达闻此泄露，准备马上起兵。
申仪将此事密告司马懿后，司马懿怕他突然发难，给他去信，详为慰解，信中说：“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晋书·宣帝纪》)。
孟达得信大喜，犹豫不决。司马懿则暗中率军进讨，诸将见孟达与吴蜀交接，劝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说：“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晋书·宣帝纪》)。司马懿亲自率军日夜兼程前去讨伐孟达，八天后抵达新城城下。吴、蜀派出援兵解救孟达，被司马懿部拦阻于西城的安桥、木兰塞等地。此前，诸葛亮曾告诫孟达加紧防范，不要上当，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认为：“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晋书·宣帝纪》)。等到兵临城下，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惊叹：“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晋书·宣帝纪》)！
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城外树立木栅，加固城防。司马懿挥师渡水，毁其木栅，直逼城下。太和二年(228年)正月，司马懿兵分八路攻城，攻十六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开城投降。魏军入城，擒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司马懿回军，仍驻宛城，奖劝农桑，禁止浮费。南方吏民心悦诚服。
前初，申仪久在魏兴郡，专威弄权，擅自借皇帝名义刻制印信，私相授予。孟达被杀之后，申仪自生疑虑。当时各郡郡守见司马懿克敌制胜，纷纷奉礼祝贺。司马懿听之任之，并让人向申仪暗示。申仪只好前来祝贺。司马仪乘机将他收捕，送往京师。
司马懿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余家迁往幽州。不久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部属七千余人来降。
当时边郡新附，户口不实。朝廷想加以核实，请司马懿进京，征询他的意见。司马懿认为：“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晋书·宣帝纪》)。明帝又部他吴蜀都该讨伐，应该先从何处着手?司马懿回答说：“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明帝同意他的看法，命他仍旧驻扎宛城。
太和二年(228年)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派人送亲笔信给曹休，谎称受到吴王责难，打算弃吴降魏，请求派兵接应。曹休未辨真伪，即率步、骑兵10万人，去皖城(今安徽潜山)接应。明帝也(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命司马懿率军向江陵(今湖北江陵)，与曹休相策应。八月，曹休为吴军大败，残部幸得贾逵接应，方得生还。
太和三年(227年)，蜀丞相诸葛亮第三次出兵攻魏，并占据武都、阴平二郡。太和四年(230年)，魏明帝决定兴师伐蜀。升司马懿任大将军、加大都督、***黄钺，与大司马曹真一起伐蜀。
八月，魏明帝命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左将军张郃出斜谷，司马懿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司马懿从西城开拓道路，水陆并进，沿着沔水逆流而上，直达朐腮，攻克新丰县，驻军丹口，后遇雨班师。
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第四出进攻魏，包围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贾嗣、魏平部，并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晋书·宣帝纪》)，派他西驻长安，都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张郃劝司马懿分兵驻扎雍、郿两地，以作大军后镇。司马懿不同意，他说：“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于是挺进喻麋。
诸葛亮闻魏大军将至，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便亲率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
至此，史书上对今后的作战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晋书·宣帝纪》记载如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今甘肃天水南)，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记载如下：……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不在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已，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获甲着三千，懿还保营。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可以看出，前者说司马懿大胜，后者则说司马懿大败。而《三国志》中诸葛亮、张郃、郭淮等人的传记中，对此都一带而过。而且前者对司马懿让张郃去追击蜀之避而不谈。相对而言，还是后者可信度高些。现在的军事工具书也都以后者记载为准。
蜀军退军后，军师杜袭、督军薛悌都估计诸葛亮明年麦熟时还会入侵，建议趁冬天调运粮草，解决陇右粮少问题。司马懿认为：“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晋书·宣帝纪》)。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四月，诸葛亮至郿县(今陕西眉县北)，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将想在渭北与诸葛亮隔水相持，司马懿说：“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晋书·宣帝纪》)。遂渡渭背水扎营。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魏诸将皆喜，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说：“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诸将多不以为然。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司马懿这才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命郭淮等率兵移屯北原。堑垒尚未成，蜀军果至，攻而未克，两军遂成对峙状态。
五月，吴军10万三路攻魏，以配合蜀军作战。魏明帝派秦郎率2万人援司马懿，自率主力反攻吴军。七月，吴军撤走。
诸葛亮东进的道路受阻于司马懿，从渭水前进，又有郭淮阻挡，乃移军攻取散关，陇城等地，然后回师进攻司马懿。
八月，司马懿遵照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反攻。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装怒，上表请战。明帝不许，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以节制他的行动。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
辛毗到时，蜀将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晋书·宣帝纪》)！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前线军情，司马懿回信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不谈军事，问使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使者说：“三四升。”然后对问政事，使者说：“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经过一番不经意的询问，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晋书·宣帝纪》)！果然，诸葛亮于当月病故于五丈原军中。
蜀将秘不发丧，整军后退。当地百姓见蜀军撤走，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出兵追击。蜀将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第二天，司马懿到诸葛亮营垒巡视，“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晋书·宣帝纪》)。司马懿据此断定诸葛亮已死，并赞诸葛亮“天下奇才也”(《晋书·宣帝纪》)。
辛毗认为诸葛亮死否尚不可知，司马懿说：“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晋书·宣帝纪》)。于是，率兵急追。关中地多蒺藜，司马懿派三千士兵脚穿软材料做成的平底木屐，在大军前行走，蒺藜都刺在木屐上，然后大军马步并进。一直追到赤岸，这才得到诸葛亮的确切死讯。当时人有谚语说：“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笑着说：“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晋书·宣帝纪》)。
历时七年的诸葛亮攻魏之战至此结束。诸葛亮不顾战略上的失策，以一州之地强攻中原之魏，纵使竭忠尽智，终因实力悬殊而难以实现其战略目的。而魏国则在司马懿等人的人正确指挥下，以优势兵力***取防御战略，最终不战不退蜀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蜀将杨仪、魏延在撤军后争权，杨仪杀死魏延。司马懿想乘机攻蜀，明帝没批准，作罢。
青龙三年(235年)，司马懿升任太尉。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虚与委蛇，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237年)，原魏辽东太守公孙渊背叛魏国，自立为燕王，置列百官，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
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召司马懿回京，命他率兵讨伐。明帝说：“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行何计？”司马懿说：“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明帝又问：“其计将安出？”司马懿回答：“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明帝问：“往还几时？”司马懿说：“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晋书·宣帝纪》)。
当时朝廷大修宫室，加上军用物资，以至百姓饥弊。司马懿出征前，劝阻明帝说：“昔周公营洛邑，萧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备，臣之责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穷，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绝内务，以救时急”(《晋书·宣帝纪》)。
正月，司马懿率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从京师出发，经孤竹，越碣石，六月，进至辽水。公孙渊果然急令大将军卑衍、杨祚等人率步骑数万，依辽水围堑20余里，坚壁高垒，阻击魏军。
司马懿***用声东击西之计，先在南线多张旗帜，佯攻围堑，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隐蔽渡过辽水，逼进敌营。接着，不攻敌营，却挥师直取公孙渊根据地襄平(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部将不解其意，说：“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司马懿解释说：“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则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遂迫使敌军放弃围堑回军救援襄平。司马懿督军回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迎战敌援军，并对诸将说：“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晋书·宣帝纪》)。魏军迎击，三战皆捷，遂乘胜进围襄平。
当初公孙渊闻魏军来攻，求救于孙权，孙权也出兵为其声援，并给公孙渊写信：“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晋书·宣帝纪》)。
适逢连降大雨，辽水暴涨，平地数尺，魏军恐惧，诸将思欲迁营。司马懿下令有敢言迁营者斩，都督令史张静违令被斩，军心始安。公孙渊军乘雨出城，打柴牧马，安然自若。魏将领请求出击，司马懿不予***纳。司马陈圭曰问司马懿：“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司马懿说：“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晋书·宣帝纪》)。
接着，司马懿还将计就计，故意示弱。朝廷听说雨大敌强，不少人请求召还司马懿。明帝却说：“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晋书·宣帝纪》)。
月余，雨停，水渐退去。魏军完成对襄平的包围，起土山、挖地道、造楼车、钩梯等攻城器具，昼夜强攻。城内粮尽，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时偶有流星自城西南向东北划过，坠落在梁水附近，城中愈发震恐。公孙渊也很惊惧，八月，派他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请求解围，然后面缚(两手反绑于背而面朝前)归降。司马懿斩杀使者，发布檄文严责：“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晋书·宣帝纪》)。公孙渊又派侍中卫演来请求定日期送人质。司马懿对卫演说：“军事大耍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晋书·宣帝纪》)。
公孙渊欲从城南突围，司马懿纵兵击破其军，公孙渊战死在梁水(今太子河)边上星落之地。入城后，司马懿屠戮十五岁以上男子七千多人，收集尸体，筑造京观。京观是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体，封土而成的高冢。把公孙渊所任公卿以下一律斩首，杀死将军毕盛等二千多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
当时司马懿军中有的士兵衣单寒冷，向他乞要襦衣，司马懿不给。有人说：“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司马懿说：“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晋书·宣帝纪》)。于是上奏朝廷，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士兵解除兵役，遣送回乡。然后，在原定一年的期限内，胜利班师。
明帝派使者到蓟去犒劳部队，增司马懿食昆阳县，前后共二县。
本来朝廷让他便道往镇关中。但当到达白屋时，有诏书召他火速回京，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明帝手书说：“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晋书·宣帝纪》)。
据说，司马懿在襄平时，曾梦见明帝枕在他膝上，说：“视吾面。”他俯视，见明帝面有异色。如今一见诏书此语，大惊，乘追锋车昼夜兼行，从白屋到京城，四百多里，一夜而至。至则径人嘉福殿内御床旁边，满眼流泪，指问疾病。明帝拉着他的手，目视太子齐王，说：“以后事相托。死乃复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晋书·宣帝纪》，《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为“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当天，明帝去世。时为景初三年(239年)正月。
齐王曹芳年仅八岁，司马懿乃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齐王即位，司马懿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
曹爽欲排挤司马懿，想让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以便专权，向天子进言，改任司马懿为大司马。朝臣们认为以前大司马，有好多都死在任上，不吉，于是任命司马懿为没有实权的太傅，像汉代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正始二年(241年)四月，吴帝孙权分兵四路攻魏：卫将军全琮率军数万出淮南决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之水，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今安徽六安东北)，前将军朱然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大将军诸葛瑾攻祖中(今湖北南漳蛮河流域)。
五月，吴将全琮入侵芍陂，朱然、孙伦围攻樊城，诸葛瑾、步骘侵掠柤中，司马懿自请出兵往讨。朝臣认为，敌兵远来攻坚，当待其自破，司马懿则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
六月，司马懿统军增援，司马懿知南方暑热低湿，大军不宜持久在此，先派轻骑挑战，朱然不敢动。于是，便休养土卒。检选精锐，招募勇士，发布号令，摆出攻城的架势。吴军惊惧，连夜撤退。在三州口(荆、豫、扬三州之接合处)，为魏军追及，吴军被歼万余人，船舰物资损失甚多。而进攻六安、柤中的吴军亦无功而还。
七月，增司马懿食郾、临颍，前后共四县，食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
此前，吴国派诸葛恪屯驻宛城，边人深以为苦。司马懿要率兵攻之，议者以为诸葛恪占据坚城，广有粮谷，孤军远攻，救兵必至，那时进退失据，未见其便。司马懿说：“贼之所长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晋书·宣帝纪》)。于是，司马懿在正始四年(243年)九月，率军出征。军队到达舒城，诸葛恪果然焚烧积聚，弃城而走。
正始五年(244年)春，大将军曹爽欲立威名于天下，不听太傅司马懿劝止，力主伐蜀，魏帝从之。结果为蜀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王平所败，魏军被阻于兴势，后方也军粮供应不上，牛马骡驴大量死亡，蜀涪县及费祎援军亦相继到达。
汉文帝是汉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守成之君。
汉文帝刘恒，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在高祖十一年的春天，已经击破陈豨的叛军，平定了代地，便被封为了代王，王城就在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孝文帝是薄天后所生，他在即代王位十七年的时候，也就是女后当政的第八年，就在这一年八月吕后逝世，吕后的家族吕产等人，欲作乱夺取刘氏***，被汉朝大臣共同助杀，正好印证了高祖的“杀白马立誓”：非刘氏为王，天下诛之。刘恒就在这场***平息过后，在大臣的共同拥戴下顺应天意即位为帝了，历史称（汉）孝文帝，庙号太宗。
而汉高祖刘邦当初有个八个儿子被封于王：长子刘肥为齐王（孝惠帝异母的哥哥），其余都是孝惠帝的弟弟，有戚姬之子赵王如意，薄姬之子代王刘恒，以及诸妃妾子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高祖的弟弟：刘交为楚王，侄儿刘濞为吴王以及非刘姓功臣番君吴芮之子臣为长沙王。代王刘恒是如何脱颖而出，被大臣推举为皇帝的呢？当然这有运气的成分，当时的客观形势以及代王刘恒本人为人，个人品质与其家族的客观情况都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诛吕之后，谁能被推举为皇帝，其实主要是功臣派起主要作用。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局势：功臣派：周勃（在典客刘揭游说下获得大将印，夺吕禄兵权，随后控制北军），灌婴（在荥阳统领着二十万兵马），陈平（足智多谋），襄平候纪通（在诛吕中，协助周勃持符节守北军）……等。
皇族：齐王刘襄（诸侯中实力最强，诈夺琅琊王的兵力,吕后死后，准备起兵攻打荥阳），朱虚候刘章（在皇宫掌兵千人诛杀了吕产，命令士兵追捕吕氏，无论男女老少皆杀之，协助捕斩吕禄，鞭杀吕嬃，杀燕王吕通等），东牟侯刘兴居（与太仆汝印候腾公将汉少帝逐出皇宫），琅琊王刘泽，淮南王刘长…….等。
由于功臣派，掌握了南北军，又有灌婴的二十万兵马扼守荥阳（后面率军回长安），齐王刘襄等诸侯的兵马也入不了长安城，吕氏被诛灭后，诸侯中有可能当皇帝的都在等待最终的推举结果，而大臣们最终选举了家族势力最弱（以为最容易控制的），而且名分上是高祖刘邦的四儿子，目前年纪也是最大的刘恒为皇帝。
可见刘恒能当上皇帝可以说有运气，出身，个人的为人，个性品质以及当时的客观形式所促成，我们姑且称为顺应天意吧，因为后来证明汉文帝刘恒的确是皇帝最适合的人选。
第一， 心系天下，爱民如子，能广施实惠于民。
汉文帝重视农耕，以自己亲自耕种表率以显示农业为国之根本，减免田租田税,使很多荒废的土地有人耕种，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进一步发展了经济。
我想若不是汉文帝的农业发展以及汉景帝延续汉文帝的相关措施造就了文景两代的粮食积累以及经济繁荣，人民得以修养生息，那种繁盛的景象历史称为“文景之治”，没有文景时代的财富积累，汉武帝拿什么本钱攘夷拓土、国威远扬，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开辟丝路。但是后期穷兵黩武,有败有胜，造成了国库空虚，耗尽了文景两代的财富，流民达200万以上。
1.《孝文帝本纪》文帝又道，“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事情莫大于此，现在勤劳耕种的人，反而抽田租田税。农居本，商贾居末，这样收租，是本末不分。对于劝奖农耕的方法尚未完备，应废除田的租税。”
2.《孝文帝本纪》天下有旱灾与蝗灾为害，文帝加恩惠于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入贡，废弛山林川泽的禁令，以利百姓，减少文帝自己的衣服，车马…….发散仓库库的粮食以赈济灾民，富人用钱买爵（钱用于百姓，爵位没有实权不会影响国家正常运转）。
3.学者邓宏图的考证，武帝时期平均一年的国家财政盈余为40亿钱，再加上皇室财政盈余43亿，一共约83亿钱。
4.学者分析：当时西***口最多四千余万，汉武帝几十年穷兵黩武，不只是对匈奴，也用兵于西域，朝鲜和岭南等地, 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武帝末年，由于常年征战，民不聊生，起义***此起彼伏。
第二， 有仁德不乏武略，不仅能够以仁德为主，以法为辅治理国家管理臣下，克己守法不以情感干涉法律，又有能力抵御外敌。
1.《孝文帝本纪》众臣道，“皇帝陛下加大恩惠于民，这种盛德，不是臣下等人能够想到的。请奉行皇帝的诏书，废除一人有罪，家人收为奴隶的以及其他连坐的法律。”
2.《孝文帝本纪》……现在的刑法有黥面，去鼻，割足趾的三种肉刑，而不能禁止奸邪过失何在？……刑法以至于四肢肢体，刻刺肌肤，处罚终生不止，是何等的痛苦而不合道德，那会合于为民父母的心意呢！应该废除肉刑。”
文帝废除连坐，肉刑等严苛的法律，文帝不仅仅会以仁德治国，但是同样也会结合仁德依法治国，虽然刘恒作为人来说也是有喜怒哀乐的，有时也会生气，也是有情感的，也想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愿来办理，但是不会让愤怒或个人的情感来干涉法律，树立了克己守法的良好典范。
《资治通鉴》卷14,460-461页，…….文帝发怒说，此人惊扰了我的马，仗着这马脾性温和，加入其它马能不伤害我吗？可廷尉却叛他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律对天下人一样公平。这一案件依据法律就是这样判罪的；加重罪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在他惊马之，如果皇上派人把他杀了也就算了。现在已交给廷尉，廷尉就要为天下主持公平，稍有倾斜，天下法律就可轻可重每个标准，每个标准，百姓怎么安放自己的手脚呢?请陛下省察。”文帝思虑了一会儿，说:”廷尉的决定是对的。”其后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被捉住，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案犯应该在街市斩首。文帝大怒说，此人大逆不道…….应该灭他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不是我供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免冠顿首谢罪说：“依法判，这样足够了。况且罪要分等次，……..万一愚昧无知之辈挖掘长陵，陛下有怎么给他加以更重的刑法呢？于是文帝向太后说明了情况，批准了张释之判刑的意见。
文帝早在代国就重视边防，保护代国边境免匈奴侵犯十七年，没有武略怎能成功？当了皇帝后，多次派兵打败匈奴。虽然不能和汉武帝时代的征伐匈奴，攘夷拓土的武略相比，但是客观上汉朝这时的实力也不能和汉武帝时期比。
而且文帝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次济北王刘兴居趁汉文帝前往代地讨伐匈奴，起兵反叛于偷袭荥阳。于是文帝停止派丞相讨伐匈奴的军事行动，派遣棘浦侯陈武为大将军，率兵十万攻击叛军，派祁侯缯贺为将军驻防荥阳。一道诏书瓦解了刘兴居的军心，最后攻破济北王的部队，俘虏济北王。而且该惩罚的还是会用法律来制裁，后来淮南王刘长，废除先帝的法律，不听天子的诏见，生活无节度……意图危害社稷宗庙。文帝不忍心将刘长弃尸于市，而文帝去掉了他的王位…….最后刘长未到处置的地方就病死在路上。
第三， 有权谋，不如人时能韬光养晦不争一时之利，登大位能君临天下。
刘恒当代王时都是表现出示弱而自强，天下诸侯都在诛吕时起兵，而刘恒却还是严防代国边境的匈奴，以大局为重，不争一时之利。即皇帝位候，又通过和亲政策以及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方针，用兵减少了匈奴的入侵。刘恒虽然即位为皇帝，但是毕竟家族势力很弱，不***取太强硬的方式，善于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治理国家以及诸侯的隐患，比如汉文帝善于利用时间化解矛盾，慢慢增强自己的实力，我想要是汉文帝多活二十年，我想汉朝也不是没有可能解决匈奴边患，而且不会出现汉武帝时期的频繁用兵造成了流民200万的社会状况，当然汉武帝抗击匈奴，开拓疆土，构建中华疆域版图的功劳不可磨灭。
1.《吕太后本纪》秋天时，太后派遣使者告诉代王刘恒，要迁代王为赵王，结果代王谢绝了，***留守代之边地。
2.《孝文帝本纪》太尉于是跪着献上天子玉玺符节，代王谢绝道：“到代王的邸舍才议论此事。”…….众大臣皆拜伏于地，坚决地请求，代王向西辞让三次，向南谦让两次，不敢接受。”
第四， 善于平衡各方势力，巩固***，牢掌军权。
即帝位后拜谒高祖帝庙，改封陈平为右丞相为左丞相，升周勃为左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吕后专政时削夺的齐楚土地，再封给齐王与楚王。而并没有封舅舅薄昭为丞相，而封其为车骑将军。后面又给周勃，灌婴，陈平等加封了封邑，并赏赐了黄金以表彰他们诛吕的功劳。包括朱虚候刘章，襄平候刘通，东牟候刘兴居，典客刘揭都封了王爵之位，食邑并且赏赐了黄金。后面又封了琅琊王刘泽为燕王。
但是对于南北军的军权却让自己的心腹宋昌掌握，护卫皇宫安全。群臣请求立太子时，表现出对叔父楚王，淮南王等诸侯王的尊重，说难道他们不可以继承吗？再三推辞最后才同意的，而不一开始就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而是处处表现公心，而且一点也不骄纵。有一次吴国的太子与刘恒立的太子刘启在下棋起了冲突，刘启用棋盘把吴王的太子打死了，后来刘恒***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安抚。善于利用时间化解矛盾，避免战祸。以表示对其尊重，化解矛盾。
第五，善于倾听属下正确意见，却不偏信。
被推举为皇帝的时候，对于事情的真相表示怀疑，征求张武，宋昌等属下的意见，最终又与薄太后商量同意了宋昌的意见确认大臣们的消息是真的，考虑各方势力，并派宋昌去长安观察变化，接到宋昌的报告，然后才敢驰车到渭桥。
在***纳良策方面，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听取了很多他建议，但是并不是偏信，如没有***用贾生和晁错的削藩的策略，毕竟文帝善于利用时间化解矛盾，时机不成熟，怕引起变故，例如那些老诸侯死了以后，把土地分给他们的几个儿子才是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的最佳时机，现在就开始削藩难免挑起战争劳民伤财，不以利于社会生产，但是汉文帝不是没有留杀招的，杀招就是周亚夫，临时死对刘启说周亚夫将来可以大用，而汉景帝在这方面远远不如文帝，一听就***纳，***纳了又后悔，最后把晁错杀了来平息战事，要不是文帝临终的杀招周亚夫可大用，我想七国之乱，汉景帝真的难以收场。
第六， 背后至少有一个女人的支持。
最重要的女人莫过于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了，细心教导，示弱而自强的品格多出自其母后的培养与指导。《孝文帝本纪》一次竟然决定亲征匈奴，最终被薄太后制止，最后以东阳候张相如为大将军，成候董赤做内史，栾布为将军，攻打匈奴，匈奴逃走。
综合看来，汉文帝刘恒是汉朝当之无愧最杰出的守成之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思是：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此几句论述人要担负重任，有所作为，成就大业，必须先在思想、生活和行为等方面经受一番艰苦的磨炼。
这几句话出自于孟子及其***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原文如下：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将它翻译成白话文如下：
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起用，胶鬲从贩鱼卖盐中被起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海滨隐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赎买回来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之苦，以致肌肤消瘦，使他身处贫困之中，使他做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
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忧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邻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
这样，就知道常处忧愁祸患之中可以使人生存，常处安逸快乐之中可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